法院以程序事由規避對勞動教養的實質審查，從而失去了一個司法監督依法行政的契機，對普遍意義上的勞教公正追求無疑大打折扣。

　　因轉發微博被勞教的重慶彭水大學生村官任建宇，近日由重慶市勞教委以處理不當為由撤銷了勞教決定，但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昨日對該案裁定駁回其起訴，理由是起訴超過法定期限。

　　作為輿論關切勞教制度的焦點案件，該案目前的結果只能說是一次不完全勝利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任建宇終于重獲自由，行政系統迫于輿論壓力而啟動的糾錯機制，矯正了個案的正義；然而令人遺憾的是，法院以程序事由規避對勞動教養的實質審查，從而失去了一個司法監督依法行政的契機，對普遍意義上的勞教公正追求無疑大打折扣。

　　公共輿論對勞教制度口誅筆伐久矣，但并非意味著這一制度本身就是“萬惡之源”，從頭至尾都是不正義的。按照制度設計，各級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本應“由民政、公安、勞動部門的負責人組成”，在審查和決定勞教時，嚴格遵循法定程序，“接受人民檢察院的監督”。但實踐中，勞教決定權卻旁落公安機關一家，甚至連法院、檢察院都無權干涉審批過程。救濟上，公民不服勞教決定本可以向人民政府申請復議，或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這些救濟途徑如果暢通無阻，也能對勞教形成強有力的監督約束。但由于各種原因，現實中鮮有行政復議申請成功的案例，而司法程序多被卡在立案階段。

　　在這種現實下，公安機關的勞教執法實際上長期處于監督缺失狀態，發生錯案在所難免。與本案類似，曹澗、彭洪、謝蘇明等勞教案的當事人，在“重慶打黑”過后，他們的勞教決定都相繼被撤銷。這深刻說明，勞教執法實踐中缺乏必要的合法性審查和監督。而對行政執法最有力的監督，恰在于司法審查機制。司法機關始終處于合法性審查的前沿陣地，以常態化的審查監督制約勞教執法權，即便是被動的、事后的，公安部門也會忌憚違法勞教的不利后果，由此能有效減少勞教執法隨意“超越”法律程序。

　　遺憾的是，本案中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只是認為“原勞動教養決定不當”，而未從合法性上作出定性的判定。法治社會，合法性才是評判執法行為的主要標準，因為執法錯誤的責任承擔、受害人的權利救濟等，都依賴于合法性判定這一大前提。可很多時候，一些政府部門對自己的執法行為只是承認不當，而不從合法性上進行自我否定。此時，司法的職能本是為行政執法權的運行提供合法性的判準。如果法院不對勞教決定的合法性審查，繼續讓勞教執法游蕩在不受司法審查的“自留地”之中，那么就難言邁向法治化軌道，整個勞教制度也勢必難逃受輿論譴責的厄運。